刘元春：把握好未来五年，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集众智进行真改革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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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提出，未来五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期，这个论断具有坚实的实践逻辑基础和理论逻辑基础。在一个民族复兴和崛起以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但一些关键问题的节点期显得尤为重要。未来五年是几大关键问题的节点期，如果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突破，民族复兴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严重阻碍。

一、未来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

去年我国人均GDP为12551美元，而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在1.3万美元，我们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只差500美元。只要稳定地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够在2025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我们团队预测，中国人均GDP将在2025年达到14700美元，在2027年达到15700美元。预计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门槛值每年大约增加200美元，到2025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将恰好在1.4万美金左右。因此，在2025-2027年，我们基本上能够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跨越大概率是必然的，但是从近三年来看，目前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是4.7%，与我们原来预计的5.5%有很大差距。2035年我国要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不变价计算，2035年GDP增量和人均GDP就必须再翻一番，2020-203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就必须要达到4.83%，在“十四五”期间以及2022-2027年，平均增速就必须要达到5.5%左右。但是按照最新公布和今年预测的数字，疫情以来平均增长速度在4.7%，比预计的要低0.8个点。明年GDP增长速度能否超过5.5%，2024年、2025年能否实现常态化，达到5.5%-6%的增长水平，将考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是否成功全面转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更为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为稳定、经济增长动能更为常态化，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大的波动和起伏。相反，如果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之间就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就会出现拉美现象，在动能波动中出现兴衰的交替。未来五年，我国的增长动能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陷入滞胀的新阶段走出亮丽的增长路径，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最大的考验。

二、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

2015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GDP的60%，中美大国冲突全面拉开帷幕。2019年我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6.8%，2020年达到70%，2021年创历史新高达到76.1%。2015年-2019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4个百分点，过去三年平均每年提升4.6个百分点，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回落了近9个百分点，仅为68.3%，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增长速度从去年8.4%回落到今年的3.2%左右。美国今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在2%点多，名义增长速度却是9.0%；而中国实际增长速度3.2%左右，名义增长速度在6%左右。因此，今年美国名义GDP增速超过中国三个百分点，再加上截至目前人民币贬值了8.8%左右，导致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回落。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会是一马平川的，中美GDP的总量也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而是会有曲折的。预计明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会达到5.5%左右，而美国GDP增长速度在0.7%-0.8%的水平。按照这样一种预测，不考虑汇率因素，明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会回升到73%。

在大国博弈中，GDP占比60%和85%是两条分界线，是守成大国全面阻击新兴大国的关键点。一旦新兴崛起大国的GDP超过守成大国的85%以上，就意味着从不对称的博弈转换成对称博弈，迫使守成大国必须要全面改变传统的单边霸凌模式，向共存状态转变。这个阶段也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擦枪走火的高发期，危险重重。因此，2022年-2027年这五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从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的阶段，也是冲突高发的核心阶段。如果在这几年我们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打压，就会在2027年、2028年左右全面迫使美国调整战略。今年10月刚刚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以及美国智库对于中美经济形势的评估中提到，按现行汇价测算，中国GDP总量可能在2028年前后超越美国。因此，未来十年是中美博弈，特别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更是中国突破美国战略遏制和围堵的关键期。

三、未来五年是突破李约瑟之迷，全面实现“卡脖子”问题突破的关键期

国家在2002年就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2009年系统制定新型战略性产业规划，2012年全面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2015年制定了中国智造2025年规划。因此，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布局，并非是从中芯事件、华为事件后才开始的，而是从新世纪以来就开始了。这二十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技术进步和技术赶超的周期。未来几年，将是我们的技术在科学、产业和市场上的可行性的检验期，也是我们在“卡脖子”问题上，在670多项关键技术领域用长板补短板的关键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美国完成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面布局之后，国内大循环在一些极端状况下是否还能够高效运转。

未来几年也是全面以实体经济发展，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关键期，也就是突破鲍莫尔成本病的关键时期。随着GDP不断扩大，财富不断积累，非贸易品和一些传统的服务业的成本就会上升。大量的劳动和一些资源向服务业等劳动效率更低下的部门集聚，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下降，也导致非贸易品的快速提升和贸易品产业的空心化、泡沫化现象。这个时期，往往是鲍莫尔成本病交替出现的关键期，如何通过制定战略来进行突破就显得至关重要。

四、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集众智进行真改革

发展的关键是进行持续地改革，尤其是要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渐进式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在渐进过程中容易形成跨体制、跨模式间的套利行为。这种套利行为往往会导致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阻碍改革。这些利益集团会进行假改革，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资源使一些改革计划空转，使改革无法落地。

过去出台了很多改革方案，国家战略制定得也很好，但是一些关键性的改革总是无法落地，比如围绕房地产、土地、财税体系和新兴激励体系的改革。目前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政府出现了塔西佗陷阱，出现了公信力的问题。如果想让市场主体相信我们要真改革，就一定要在一些牛鼻子问题上动手，出台一些能够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的措施。大国崛起首先是要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激励相容体系，而这个体系恰恰是真改革才能构建的。

此外，要集众智来形成真正的战略，处理好国内与国际、国有与民营、地方与政府、实体与虚拟之间的几大战略关系。这恰恰需要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改革。能否使潜在增长速度提升两到三个百分点，使TFP贡献程度达到美国60%-80%的水平，这取决于我们在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

未来，我们不仅仅面临着外部的各种挑战，更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内部利益结构重构，来自于智慧的重新凝炼，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些系统性风险的化解。因此，未来五年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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